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重大战略部署，核心要义体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三个新”。2021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三个新”的丰富内涵和战略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判断、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谋划好“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笔者认为，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指明了“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们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应清醒认识当前及未来的复杂形势，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放在实现2035年、2050年远大目标的大局中统筹谋划、系统部署、积极推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我们国家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是指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年，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十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的判断；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白准确地提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十八大提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预计可以如期实现。从总体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是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必然结果，实现了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是我们国家发展进程中一个新的重大里程碑。

  新发展阶段意味着我国已转向以高水平发展为目标要求的阶段。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渐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仍处于并将一直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还存在很多短板弱项，在新的发展阶段一定要通过经济社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逐步推动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在这个历史方位中，生态环境保护肩负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历史使命，即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程度将直接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影响到社会的持续发展稳定，也影响到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当前，“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生态环境9项约束性指标均圆满超额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为新发展阶段开启“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国家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对标对表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生态环境领域仍是短板弱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面临一系列挑战。

  从国际看，一方面，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全球新冠肺炎确定诊出的病例已超1亿人，短期内有效控制仍难度很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受到冲击，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等议题治理复杂性逐步提升。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期望我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些方面和问题上希望我国承担超越自身责任、发展阶段和能力的更大义务。

  从国内看，一是经济高水平发展仍在持续推进，“三个没有根本转变”仍然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尚未根本缓解。我们国家粗钢、水泥产量和煤炭消费量均分别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煤炭消费比重仍是世界中等水准的1倍以上，公路货运比例占比七成以上，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体系、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我国能耗水平超过世界中等水准40%，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者接近上限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大量化工企业近水靠城，长江经济带1/3的环境风险企业位于饮用水水源地周边5公里范围内，因安全生产、化学品运输等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处于高发期，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没有根本改变。

  二是碳中和、碳达峰任务极其艰巨，新增压力仍将持续高位。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我国的重大宣示与战略选择。当前距离实现达峰目标已不足十年，按照欧盟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历经60年，我国从碳达峰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愿景仅有30余年，承担着比其他发达国家时间更紧、幅度更大的减排责任。当前我国碳排放总量大，碳排放水平已是欧盟、美国历史峰值的2.2倍、1.5倍。未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仍将持续较高速度增长，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依然旺盛。预计“十四五”期间中等收入群体要增加1亿人、新增城镇人口约0.7亿人，用水量、生活垃圾污水、生活垃圾仍将持续增加，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处于高位压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目标任务异常艰巨。

  三是生态环境尚未根本好转，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突出。空气质量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还有很大的差距，全国近四成城市空气质量尚未达标，大多分布在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秋冬季重污染天气仍有发生，夏季臭氧超标问题日渐突出，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急需加强。城市黑臭水体尚未长治久清，重点流域生态用水短缺、湖库富营养化、河口海湾污染等问题仍然突出。历史遗留的土壤污染问题突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压力大，新污染物不容忽视。农业面源污染、养殖污染、农村垃圾等问题仍然突出。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严峻，全国有近1/3的县域面积生态质量为较差和差。

  四是生态环保参与宏观经济治理手段不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须提升。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价格、财税、金融等经济政策还不健全。环境基础设施仍是突出短板，城镇生活垃圾污水集中收集率60%左右，农村里的生活污水治理率25%左右。生态环境监视测定监管与信息化建设滞后。

  当然，新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保护面临重要机遇。习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新发展理念全面贯彻，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扎实推进，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制度优势显著，经济社会加快绿色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明显地增强，全社会绿色低碳意识与行动合力逐渐增强。因此，“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仍然处于攻坚期、窗口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应坚持“一个目标、五个突出”。

  一个目标，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以2035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为目标，重点围绕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环境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三个重点方面，部署安排“十四五”、“十五五”和“十六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五个突出”，一是更加突出以生态环境保护参与宏观决策。研究生态环保参与宏观经济治理的机制和手段，从强化绿色发展机制入手，推动经济“绿色复苏”，推动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健全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系统支撑国土空间规划、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城镇建设。

  二是更加突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倒逼作用。协同推进减污降碳“一举多得”，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碳排放总量，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全方面转型。在结合新形势和区域资源环境禀赋条件的基础上，有序推进产业体系、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农业结构调整，递次推进地区和重点行业达峰。

  三是更突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持系统观念，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提高治理措施的全局性、整体性，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协同推进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应对与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协同控制细颗粒物和臭氧，统筹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强化环境要素间综合治理。

  四是更突出“三个治污”。聚焦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分类施策、对症下药，提高污染治理措施的靶向性和针对性，实现问题、时间、区位、对象和措施“五个精准”，遵循客观规律，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五是更突出科学技术创新。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以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为着力点，将建设智慧环保作为提升生产力的方向，培育绿色新动能，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创新能力。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